[Conference Chronicle]Historiography after Dictatorship: How German Jurists wrote International Legal History in the postwar period, 1945-2000

林懋棋

　　大約在2000年左右，西方的國際法學界出現了所謂「歷史轉向」，國際法的歷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成為越來越夯的議題。不過在台灣，這方面的討論仍然比較少。2025年12月29日，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的吳宗謀副研究員，特別邀請了當今國際法史的權威學者之一、維也納大學的Miloš Vec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舉行大師講座的第二場演講。講題為〈獨裁垮台後的歷史書寫：1945年至2000年間德國法學家們怎麼寫國際法史？〉。

　　在二次大戰後，德國法學家如何書寫國際法的歷史？納粹政權在他們的歷史敘事中扮演什麼角色？要嘗試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先從認識五位法律人開始，他們分別是施密特 (Carl Schmitt)、普萊澤 (Wolfgang Preiser)、格雷維 (Wilhelm G. Grewe)、萊布施坦 (Ernst Reibstein)和施泰格 (Heinhard Steiger)。

一、施密特 (Carl Schmitt, 1888–1985) 

　　施密特顯然是這五位當中名氣最大的。除了一系列為納粹政權服務的著作外，在1939年，這位第三帝國的御用法學家還提出了所謂的大空間理論，主張在國際關係的場域內，主要的行動者既不是國家，也不是民族 (Volk) ，而是帝國。

　　在戰後，施密特延續他之前對西方普世主義國際法的批判，將現代國際法的形成過程描述為一場衰敗史。當時的國際法禁止侵略戰爭，並注重國際刑法，他認為這完全是走錯方向。他也時常以某種晦澀、神秘的語調，大力批判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霸權，這使得許多同樣批判西方普世主義國際法的人們歡迎施密特的想法。不過，在這些戰後的歷史書寫中，施密特既沒有討論納粹政權，也沒有討論紐倫堡審判，因此他對西方國際法的批判常有嚴重雙標的嫌疑。

二、格雷維 (Wilhelm Grewe, 1911–2000) 

　　格雷維是福斯朵夫 (Ernst Forsthoff) 的學生，因此也是施密特的徒孫。格雷維在1941年獲得教授資格。他在國際法史的代表著作是1984年出版的《國際法史中的時代》 (Epochen der Völkerrechtsgeschichte, 1984)。如同施密特，格雷維的國際法史敘事帶有「具體秩序」思維 (konkretes Ordnungsdenken) 的特徵；他認為要在國際法史中劃分不同時代，就得看當時是哪個帝國佔據主導地位。對格雷維來說，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其實就是權力與利益的遊戲。

　　與施密特一樣，格雷維並沒有討論到納粹政權的國際法犯罪，他的國際法霸權史斷代結束在納粹統治之前。

三、萊布施坦 (Ernst Reibstein, 1901–1966) 

　　萊布施坦是一位記者，他在1958年到1963年間寫了大約400頁關於國際法史的著作。他特別關注16世紀西班牙經院哲學家對自然法的討論，強調法律與倫理之間的密切關聯。在1960年代許多新國家獨立後，他也對於所謂非洲馬克思主義十分感興趣。

　　萊布施坦對於自然法以及倫理的關注，可能和他的個人經驗有關，他在二戰期間曾經於瑞士擔任特派員。因為拒絕德國政府把瑞士寫得更壞的要求，而持續受到納粹政權騷擾施壓。因此，對自然法的與倫理的研究，不僅可能對他來說非常療癒，也是他切身體會到非常重要的規範價值。

　　另外，萊布施坦也曾在一篇文章〈1648–1815年的「歐洲公法」：一個制度史概述〉 (Das "Europäische Öffentliche Recht" 1648–1815: Ein institutionengeschichtlicher Überblick, 1960) 討論1648年後西伐利亞體系下的歐洲公法發展，他認為權力平衡的原則主導了當時的歐洲；但與其他學者主張不同的是，他認為整個歷史法律的結構是建立在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之上。

四、普萊澤 (Wolfgang Preiser, 1903–1997) 

　　普萊澤在1946年開始擔任刑法學教授，並於1955年在法蘭克福大學建立了國際法史研究所。

　　普萊澤的國際法史書寫是施密特的對立面。施密特強調權力，懷疑國際法律的規範性；普萊澤則認為，權力和法律彼此互相對立，在權力說了算的地方，就沒有真正的國際法。普萊澤很重視納粹的歷史教訓，帶著深刻的倫理關懷研究國際法史，嘗試在歷史中尋找正確的法 (das richtige Recht) 。在1976年，他出版了《非歐洲世界的早期國際法秩序》 (Frühe völkerrechtliche Ordnungen der aussereuropäischen Welt, 1976) ，考察了前殖民時期五個非歐洲政權的國際規範秩序，試圖找到真正的國際法的起源。

　　事實上，講者Miloš Vec在今年剛好出版了一本普萊澤的傳記：《普萊澤 (1903–1997) 及其在法蘭克福大學的「國際法史研究所」：20世紀國際法史學家的知識空間與社會世界》 (Wolfgang Preiser (1903–1997) und sein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s Völkerrechts"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Denkräume und Sozialwelten eines Völkerrechtshistorikers im 20. Jahrhundert, 2025)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進一步參考。

五、Heinhard 施泰格 (1933–2019) 

　　施泰格比普萊澤小了一輩，任教於基森大學，他的研究重點在中世紀晚期以來的歐洲公法，特別是關於條約的實踐。晚年的代表著作是《世界秩序：查理曼大帝一朝（741年至840年）的國際法史》 (Die Ordnung der Welt: Eine Völkerrechtsgeschichte des karolingischen Zeitalters (741 bis 840), 2008) 。

　　施泰格常常批判格雷維，認為格雷維過於強調權力與霸權。施泰格認為，國際法的場域不只是比誰拳頭大，規範性也非常重要；他認為，如果對於國際法是什麼的概念定義有爭議的話，研究者可以把重點放在研究權力之間的規範性 (Zwischen-Mächte-Normativität) 。

　　此外，施泰格也和普萊澤不同，他並沒有在非歐洲地區尋找早期國際法的根源，而是認為在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就已經存在類似國際法的規範關係。

六、總結

　　透過Vec教授對這五位法律人的速寫介紹，我們可以發現，戰後德國的國際法歷史書寫者，對於納粹政權有著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這背後也涉及他們對國際法在根本上的不同想像，大致上，我們可以把它們區分成兩個陣營：一邊是把國際法的歷史寫成權力與強權政治的世界史，另一邊則更強調規範性與倫理，嘗試在歷史中探尋真正的國際法。

七、問答環節

　　（一）黃仁俊（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提問到，在德國憲法學界，有一派重視德國基本法第25條的國際法友善原則 (Völkerrechtsfreundlichkeit) 。可不可以請Vec教授講一下這條原則和那五位國際法思想家的關聯？

　　另外，這條原則在國際法史中的討論脈絡是什麼？因為從憲法史的角度來看，黃仁俊認為國際法友善原則代表從佔領法到德國基本法的發展，而且這條原則通常是憲法學者討論國際法的出發點，他很好奇國際法學者對這條原則是否有不同的看法？

　　對此Vec回應到，簡單來說，這條原則在這五位國際法學者中並沒有被直接討論。但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麼這條原則缺席了？施泰格研究的時間段是早期與晚期中世紀，那時候沒有這種關於內國法與國際法關係的憲法原則；同樣地，普萊澤從來沒有開課講授過18到20世紀之間的國際法。Vec教授曾經訪問過他的十個學生，他們說，普萊澤在教書時通常只會教到17世紀。一方面是因為他上不完，另一方面是他想避免評論與時代太接近的事情，特別是納粹政權與紐倫堡審判。至於萊布施坦，他是一個記者，不是憲法學者，對於憲法原則可能並不熟悉，而且他主要關注的是18世紀，那時候也沒有這條原則； 格雷維討論的時間段也沒有包含這條國際法友善原則誕生的時間。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把這條原則理解為「如何平衡內國法與國際法」的問題，而不只是針對這條原則本身，這些國際法學者是否藉由討論內國法與國際法的關係，隱含地 (implicitly) 提到這條原則？這裡的關鍵就在於你要怎麼自我定位？是要當法律導向的 (law-oriented) 國際法學者，還是權力導向的 (power-oriented) 國際法學者？像格雷維就特別側重權力的因素，在他對國際法的想像中，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這點也適用於施密特，因此他們兩個就連隱含地提到這條原則都沒有。

　　（二）接下來，趙一穎（劍橋大學法學院博士生）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德國戰後國際法史學者和羅馬法學者對於納粹政權的討論，彼此之間有沒有什麼關聯或不同之處？

　　第二，Vec教授會怎麼看待近期國際法史學界對第三世界的關注？

　　第三，近年有些國際法學者認為西班牙經院哲學家們、薩拉曼卡學派是許多國際法話語的起源，Vec教授怎麼看待這些論述？

　　對此Vec教授逐一回應，針對第一個問題，可以先從一個有趣的事實講起，當1955年，普萊澤建立國際法史中心時，同一年同樣在法蘭克福大學，另一位教授寇英 (Helmut Coing) 也創立了羅馬法中心。寇英和普萊澤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對「正確的法」很感興趣，也同樣嘗試從（無論是歐洲或非歐洲的）中世紀尋找法的根源。寇英在他的研究中心嘗試從對羅馬法的共同繼受過程，討論歐洲法律的共同歷史基礎。

　　兩人的不同之處則是，在這整個尋找歐洲法律共同基礎的趨勢中，寇英是一個核心人物。他很會搞經費，也很會經營一個學術研究的事業。相較之下，普萊澤就是一個邊緣人。

　　除此之外，或許兩人還有一個差別是，寇英很認真在正當化 (justify) 法律史的研究，而普萊澤則拒絕這麼做；因為普萊澤沒有要推銷自己的研究，他覺得歷史的研究本身就是重要的。

　　總之，他們兩個都對於起源 (origin) 的問題很著迷。但Vec教授表示，因為不是羅馬法學者，所以他也很難詳細說明羅馬法學者們看待納粹政權的方式。

　　第二個，關於所謂第三世界國際法研究取徑 (Third Worl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law, "TWAIL")、的問題，普萊澤在1976年的書《非歐洲世界的早期國際法秩序》，就在討論前殖民時期的五個不同非歐洲政權。所以某種意義上，普萊澤早就在做跟TWAIL很像的事情了。但同時另一方面，普萊澤是一個極度歐洲中心的人，例如他總是用西方式的主權國家地位或者國家性 (statehood) 和法律的概念來考察非西方的規範秩序。除了普萊澤以外，萊布施坦在1960年代也研究了一些非洲馬克思主義，同時對後殖民的國際法史十分感興趣，可惜在他的生涯中沒有時間進行更多這些研究。

　　第三個是關於16世紀西班牙經院哲學的問題，Vec教授覺得存在有多種不同的取徑，每個人基於不同的理由對16世紀西班牙經院哲學感興趣。

　　對萊布施坦來說，西班牙經院哲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連結了倫理學和法律的討論，這特別吸引對正確的法以及自然法感興趣的人；相反地，在芬蘭學者、也是掀起國際法史20多年熱潮的寇斯克涅米 (Martti Koskeniemmi) 眼中，這些西班牙經院哲學家就是想要正當化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三）第三個問題由黃奕超（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法官）提問，他好奇Vec教授對於施密特怎麼會那麼夯有沒有什麼想法？

　　Vec教授在大笑數秒後給出了回應，他也十分好奇，特別是施密特的國際法，其實很少像他的政治理論與憲法學說一樣受到重視。

　　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吳宗謀補充道，這一切可能跟義大利學者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爆紅有關係，阿岡本的名氣順便捧紅了施密特。

　　趙一穎則表示，芝加哥的史特勞斯 (Leo Strauss) 學派可能對於施密特在美國的散播很有幫助。

　　最後，Vec教授點出，在國際法學界，有些學者對施密特特別感興趣，因為施密特強調了歐洲國際法的霸權特質，人們可以藉由他的理論資源來挑戰西方的普世國際法。

　　（四）在與會者沒有進一步的問題後，吳宗謀把焦點拉回到Vec教授近期對普萊澤的研究，進一步問道，所以普萊澤在1955年成功在法蘭克福大學創立了國際法史研究所，卻未能進一步把這個研究所發展壯大嗎？

　　Vec教授回應到，普萊澤根本不想，而且他不只在討經費、建立學術產業鏈方面的技能遠遠不如寇英，他在學術寫作方面也沒有或不想有太多產出（相較之下寇英可是百科全書與研究總覽 (Handbook) 製造機）。普萊澤當初創立國際法史研究所，其實只是想要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待在自己想待的地方（也就是幾乎一生居住的法蘭克福）。他的國際法史研究所只是個空殼，徒有所名，既沒有額外的經費，也沒有研究室或行政人員。

　　在台南的美麗午後，這場國際法史的大師講座就在精彩的問答、陰魂不散的施密特，以及Vec教授對法律歷史知識的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軼事的補充下，愉快圓滿的結束，期許這場講座能夠激發台灣更多人對於國際法史的關注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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