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紀實】從巴黎和約到獨裁：1920年至1950年間國家社會主義者眼中的國際法及其背景
2026/01/05
歐陽碩謙
去 (2025) 年12月26日，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舉辦了大師講座兩場演講活動中的第一場。這一場的主題是〈從巴黎和約到獨裁：1920年至1950年間國家社會主義者眼中的國際法及其背景〉。講者是Miloš Vec（彌樂施．麥慈）教授，並由法律所的吳宗謀副研究員主持與翻譯。麥慈教授現任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是國際法史領域的重要學者。他的研究重心則放在19至20世紀的國際法發展，與工業革命時代下的社會與法律變革。
講座一開始，麥慈教授從凡爾賽條約與德國的「敗戰文化」談起。他指出，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將凡爾賽條約形容為對德國人民的羞辱與勒索。這段文字重要的地方，是凡爾賽條約恰好催生了一種「情感體制」（emotional regime）：德國人對不公義引起的激憤，轉化成一股政治怒火，然後被國家社會主義者引導及工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國際法學界想盡辦法要修約。對這份「國恥和約」的抵制，更在德國團結了國族主義、保守派與極右勢力，成為政治社會菁英的主流立場。德國國際法學界，因此瀰漫一股法律上的「敗戰文化」，引發了強烈的國族化、兩極化及部分軍事化。
不過，麥慈教授也強調，1920年代的德國國際法學，並非鐵板一塊。一方面有如費爾德羅斯 (Alfred Verdross) 等人回歸自然法的嘗試，另一方面也有史特魯普 (Karl Strupp) 或凱爾森 (Hans Kelsen) 等人，更重視實定條約法。有些學者，如巴托爾迪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舒京 (Walther Schücking) 與魏貝格 (Hans Wehberg)，相較於其他學界同儕，則無疑是和平主義者。無論如何，當時德國內部對國際法的共識，首先是一定要修改凡爾賽條約，再來是要讓國際社會變得更「公正」（意思是對德國更有利）。其次，則是透過「戰爭無責任研究」，證明德國在世界大戰中的行動一貫合法，而敵對國才是違反國際法的一方。雖然學者普遍批判和約體系，例如施密特 (Carl Schmitt) 即質疑該體系「究竟能否真正發展為法律與和平的秩序」。但整體而言，這些批判未實際改善德國的國際法與對外政策處境。隨著威瑪共和在1920年代中期站穩腳跟，並於1926年加入國際聯盟，相對於戰後初期，說國際法不過是美、英、法這些比德國更西邊的列強行使霸權與帝國主義工具的論調，學界與政治輿論的措辭變得更加收斂。但1929年後，隨著世界經濟危機、政治動盪與納粹奪權，回顧凡爾賽條約的語調，又再次變得憤世嫉俗。國家社會主義的辛辣言辭，雜揉了國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好戰論。
時序來到1933年。麥慈教授認為，這一年的德國國際法思想，同時呈現了斷裂與延續。因為納粹政權在當年宣布退出國際聯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是如此。這不僅是把國家社會主義者長期的倡議付諸實行，更是回應德國的多數民意與情感需求。然而，對國際法學者而言，納粹奪權以後，不只是他們向來評釋與參照的實定法框架被修改掉而已。在所謂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的旗號下，還有無數的國際法學者遭到驅逐或迫害。至於那些留下來的學者，則處於政權的嚴密監視下，被期待要展現忠誠與服從。
這種狀況下的德國國際法學，藉由結合國族主義、觀念論與右翼保守主義，延續了1933年前的研究路線。在此之前國際法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法律，只有國家是主角，現在則是民族 (Volk) 取代了國家的地位。其次，民族自決、少數族群保護及族裔法 (Volksgruppenrecht) 成為武裝擴張的意識形態破口。透過跨境族裔社群的理論建構，讓德國得以干涉日耳曼族裔鄰國的內政。另外，因為區分民族與種族 (Rasse)，更使得尤太與羅姆（吉普賽）人在概念上被剔除，無法參與德國的民族／國家事務。由此，納粹國際法學已經完全站在國家社會主義這邊，進而嚴厲批評既有國際法文獻的國際主義、自由和平主義、與實證主義。取代條約與習慣國際法地位的，是一種反實證主義的立場。它不僅訴諸模糊的正義標準，並與「元首意志」和「民族情感」相連結。
事實上，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已經有國外學者注意到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國際法」的成形。其中的關鍵，便是背離凱爾森學派的普遍主義與國際法一元論，並轉向一種國家利益導向的國際法觀，甚至反過來主張：反映國家政治利益的德國法，必須優先於國際法。在公然政治化的過程中，德國國際法學表現出明確的國族主義、日耳曼民族主義 (völkisch) 與種族歧視色彩。例如，施密特曾在1936年明確鼓吹，應該標記法學界的尤太人，並加以排除，這被視為是德國學術史上「最大規模的公開反尤主義聲明」。
麥慈教授接著提及，在1930年代末期，國家社會主義的對外政策與國際法學又迎來更進一步的極端化。而施密特在1939年，於德軍入侵波蘭前夕發表的〈國際法上的大空間秩序〉一文，可以再次作為路線轉向的象徵。施密特在這篇文章中，拋棄了傳統國際法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改以幾個支配大空間的帝國作為主要行動者。他一方面持續批判西歐和英美主導的普世主義國際法，另一方面，希望讓德國主導的歐洲大空間霸權，與其他數個同樣統治各自大空間的帝國並存，因此被形容為一種「帝國主義的反帝國主義」。實則，施密特的國際法理論，已經預先劃出日後國家社會主義擴張企圖的路線。作為一套德國版的門羅主義，在戰爭最初幾年，一直到1943年德國在史達林格勒首次大規模戰敗前，很常看到其他國際法學者也提及大空間、帝國與霸權。
戰時的德國國際法學，時常為侵略行動幫腔。例如比爾芬噶 (Carl Bilfinger) 主張德國入侵波蘭合法，理由一方面是巴黎非戰公約缺乏規範性內容，所以無從對德國產生拘束力，另一方面則宣稱德國的軍事行動是出於自衛。不過，在這樣的論證中，學者是把納粹宣傳的「波蘭先行攻擊」謊言當作前提，從而得出政權期待的結論。此外，格雷維 (Wilhelm G. Grewe) 為納粹各種違反戰時法的行為提供辯護，對於納粹所犯下的種族滅絕、飢餓封鎖，乃至暴力濫殺平民的反人類罪行為，卻未置一詞。也因此，麥慈教授特別提醒，若要恰當理解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國際法學，必須更為關注學者們「沒」寫什麼，以及什麼題目偏偏不作文章。
1945年之後的國際法學，相較東德在蘇聯監控與馬列主義思想的影響之下，依舊無法作為一門自主的學科，西德對於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經驗的反省，則充滿了打造去政治化法律的渴望。正如麥慈教授所指出，年輕的西德國際法學一方面推動再國際化，向西方整合，另一方面，則重新銜接由西方同盟國宣稱為具有規範效力的普遍主義國際法，包含後續的紐倫堡審判。在此意義上，學界致力於以學術工具將西德納入新的政治秩序，並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極權國際法決裂，因而經歷了一種雙重「西方化」。最後，麥慈教授引用蘭格（Felix Lange）的觀察，說明這項新發展其實背離了一部分德國傳統。因為第二帝國與威瑪共和的國際法學說，曾經存在強烈哲學取向的理論；如今，學界卻轉而信奉實務導向、實證主義色彩濃厚且釋義學式的取徑。這項方法本身，存在政治功能：西德國際法學，正是透過把自己侷限在嚴格法律論證之內，以試圖重新贏回世界、也就是西方的信任。
在講座的QA環節，學者的提問與回饋相當熱烈。例如，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邵允鍾助研究員關切德國國際法學界在1920年代之前，是否已出現類似反實證主義的思潮；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黃仁俊助理教授則追問，施密特提出的「領袖原則」，是否曾對當時的國際法學或國際法秩序產生影響；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陳禮工助研究員則向麥慈教授請教，應如何理解凱爾森對於基本規範究竟以本國憲法為依據，抑或以國際法作為最終基礎的真正立場。
礙於篇幅限制，本文無法逐一呈現麥慈教授對上述問題的完整回應。然而，教授的一項觀察，值得特別提出：他指出，施密特的著作橫跨政治理論、憲法、行政法與國際法，背後應存在一套相對一貫的思維。因此，施密特在憲法理論提出的「領袖原則」，亦可能對其國際法觀產生實質影響。耐人尋味的是，儘管學界對施密特的研究極為豐富，卻鮮少有人真正將其作為「國際法學者」來加以系統性檢討。這項落差，或許正提示了未來研究，仍有進一步開展的空間。
講座一開始，麥慈教授從凡爾賽條約與德國的「敗戰文化」談起。他指出，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將凡爾賽條約形容為對德國人民的羞辱與勒索。這段文字重要的地方，是凡爾賽條約恰好催生了一種「情感體制」（emotional regime）：德國人對不公義引起的激憤，轉化成一股政治怒火，然後被國家社會主義者引導及工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國際法學界想盡辦法要修約。對這份「國恥和約」的抵制，更在德國團結了國族主義、保守派與極右勢力，成為政治社會菁英的主流立場。德國國際法學界，因此瀰漫一股法律上的「敗戰文化」，引發了強烈的國族化、兩極化及部分軍事化。
不過，麥慈教授也強調，1920年代的德國國際法學，並非鐵板一塊。一方面有如費爾德羅斯 (Alfred Verdross) 等人回歸自然法的嘗試，另一方面也有史特魯普 (Karl Strupp) 或凱爾森 (Hans Kelsen) 等人，更重視實定條約法。有些學者，如巴托爾迪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舒京 (Walther Schücking) 與魏貝格 (Hans Wehberg)，相較於其他學界同儕，則無疑是和平主義者。無論如何，當時德國內部對國際法的共識，首先是一定要修改凡爾賽條約，再來是要讓國際社會變得更「公正」（意思是對德國更有利）。其次，則是透過「戰爭無責任研究」，證明德國在世界大戰中的行動一貫合法，而敵對國才是違反國際法的一方。雖然學者普遍批判和約體系，例如施密特 (Carl Schmitt) 即質疑該體系「究竟能否真正發展為法律與和平的秩序」。但整體而言，這些批判未實際改善德國的國際法與對外政策處境。隨著威瑪共和在1920年代中期站穩腳跟，並於1926年加入國際聯盟，相對於戰後初期，說國際法不過是美、英、法這些比德國更西邊的列強行使霸權與帝國主義工具的論調，學界與政治輿論的措辭變得更加收斂。但1929年後，隨著世界經濟危機、政治動盪與納粹奪權，回顧凡爾賽條約的語調，又再次變得憤世嫉俗。國家社會主義的辛辣言辭，雜揉了國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好戰論。
時序來到1933年。麥慈教授認為，這一年的德國國際法思想，同時呈現了斷裂與延續。因為納粹政權在當年宣布退出國際聯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是如此。這不僅是把國家社會主義者長期的倡議付諸實行，更是回應德國的多數民意與情感需求。然而，對國際法學者而言，納粹奪權以後，不只是他們向來評釋與參照的實定法框架被修改掉而已。在所謂的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的旗號下，還有無數的國際法學者遭到驅逐或迫害。至於那些留下來的學者，則處於政權的嚴密監視下，被期待要展現忠誠與服從。
這種狀況下的德國國際法學，藉由結合國族主義、觀念論與右翼保守主義，延續了1933年前的研究路線。在此之前國際法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法律，只有國家是主角，現在則是民族 (Volk) 取代了國家的地位。其次，民族自決、少數族群保護及族裔法 (Volksgruppenrecht) 成為武裝擴張的意識形態破口。透過跨境族裔社群的理論建構，讓德國得以干涉日耳曼族裔鄰國的內政。另外，因為區分民族與種族 (Rasse)，更使得尤太與羅姆（吉普賽）人在概念上被剔除，無法參與德國的民族／國家事務。由此，納粹國際法學已經完全站在國家社會主義這邊，進而嚴厲批評既有國際法文獻的國際主義、自由和平主義、與實證主義。取代條約與習慣國際法地位的，是一種反實證主義的立場。它不僅訴諸模糊的正義標準，並與「元首意志」和「民族情感」相連結。
事實上，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已經有國外學者注意到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國際法」的成形。其中的關鍵，便是背離凱爾森學派的普遍主義與國際法一元論，並轉向一種國家利益導向的國際法觀，甚至反過來主張：反映國家政治利益的德國法，必須優先於國際法。在公然政治化的過程中，德國國際法學表現出明確的國族主義、日耳曼民族主義 (völkisch) 與種族歧視色彩。例如，施密特曾在1936年明確鼓吹，應該標記法學界的尤太人，並加以排除，這被視為是德國學術史上「最大規模的公開反尤主義聲明」。
麥慈教授接著提及，在1930年代末期，國家社會主義的對外政策與國際法學又迎來更進一步的極端化。而施密特在1939年，於德軍入侵波蘭前夕發表的〈國際法上的大空間秩序〉一文，可以再次作為路線轉向的象徵。施密特在這篇文章中，拋棄了傳統國際法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改以幾個支配大空間的帝國作為主要行動者。他一方面持續批判西歐和英美主導的普世主義國際法，另一方面，希望讓德國主導的歐洲大空間霸權，與其他數個同樣統治各自大空間的帝國並存，因此被形容為一種「帝國主義的反帝國主義」。實則，施密特的國際法理論，已經預先劃出日後國家社會主義擴張企圖的路線。作為一套德國版的門羅主義，在戰爭最初幾年，一直到1943年德國在史達林格勒首次大規模戰敗前，很常看到其他國際法學者也提及大空間、帝國與霸權。
戰時的德國國際法學，時常為侵略行動幫腔。例如比爾芬噶 (Carl Bilfinger) 主張德國入侵波蘭合法，理由一方面是巴黎非戰公約缺乏規範性內容，所以無從對德國產生拘束力，另一方面則宣稱德國的軍事行動是出於自衛。不過，在這樣的論證中，學者是把納粹宣傳的「波蘭先行攻擊」謊言當作前提，從而得出政權期待的結論。此外，格雷維 (Wilhelm G. Grewe) 為納粹各種違反戰時法的行為提供辯護，對於納粹所犯下的種族滅絕、飢餓封鎖，乃至暴力濫殺平民的反人類罪行為，卻未置一詞。也因此，麥慈教授特別提醒，若要恰當理解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國際法學，必須更為關注學者們「沒」寫什麼，以及什麼題目偏偏不作文章。
1945年之後的國際法學，相較東德在蘇聯監控與馬列主義思想的影響之下，依舊無法作為一門自主的學科，西德對於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經驗的反省，則充滿了打造去政治化法律的渴望。正如麥慈教授所指出，年輕的西德國際法學一方面推動再國際化，向西方整合，另一方面，則重新銜接由西方同盟國宣稱為具有規範效力的普遍主義國際法，包含後續的紐倫堡審判。在此意義上，學界致力於以學術工具將西德納入新的政治秩序，並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極權國際法決裂，因而經歷了一種雙重「西方化」。最後，麥慈教授引用蘭格（Felix Lange）的觀察，說明這項新發展其實背離了一部分德國傳統。因為第二帝國與威瑪共和的國際法學說，曾經存在強烈哲學取向的理論；如今，學界卻轉而信奉實務導向、實證主義色彩濃厚且釋義學式的取徑。這項方法本身，存在政治功能：西德國際法學，正是透過把自己侷限在嚴格法律論證之內，以試圖重新贏回世界、也就是西方的信任。
在講座的QA環節，學者的提問與回饋相當熱烈。例如，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邵允鍾助研究員關切德國國際法學界在1920年代之前，是否已出現類似反實證主義的思潮；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黃仁俊助理教授則追問，施密特提出的「領袖原則」，是否曾對當時的國際法學或國際法秩序產生影響；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陳禮工助研究員則向麥慈教授請教，應如何理解凱爾森對於基本規範究竟以本國憲法為依據，抑或以國際法作為最終基礎的真正立場。
礙於篇幅限制，本文無法逐一呈現麥慈教授對上述問題的完整回應。然而，教授的一項觀察，值得特別提出：他指出，施密特的著作橫跨政治理論、憲法、行政法與國際法，背後應存在一套相對一貫的思維。因此，施密特在憲法理論提出的「領袖原則」，亦可能對其國際法觀產生實質影響。耐人尋味的是，儘管學界對施密特的研究極為豐富，卻鮮少有人真正將其作為「國際法學者」來加以系統性檢討。這項落差，或許正提示了未來研究，仍有進一步開展的空間。
Photo Source:https://hti.osu.edu/opper/lesson-plans/treaty-of-versailles/images/the-source
Photo Credit: Reprinted from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in Zeneman, Heckling Hitler (1987)
